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联袂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精心描绘《沁园春·雪》所表现的壮美河山，亲自为该画题款“江山如此多娇”

  穿越新中国70年的文学长廊，有多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面世时被争相传诵，名重一时，而且历经岁月涤荡，至今仍珍藏在国人的记忆中。它们或因记录峥嵘历史而富于史诗品格，或因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引起深刻共鸣；它们或以大胆的艺术创新赢得赞誉，或以隽永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它们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与舞台艺术作品，有的被谱曲传唱，有的成为书画家、雕塑家们的创作素材，在不相同的领域、以不同形式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从本期起，我们推出“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作为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特殊的礼物。撷取70年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以对历史的回望，对作品的重读，对文坛旧事的重拾，和您一起重温那一份温暖的记忆。

  据多种资料表明，第一次口头和书面发表的都是同一首诗——《七律·长征》。1935年10月初，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来到甘肃通渭，在城东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在会上讲解了长征的意义之后，兴致颇高地朗诵了这首诗。而据斯诺在《复始之旅》（1958年版）一书中讲，1936年10月他在陕西保安采访时，“他（——引者注）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后来，斯诺把《七律·长征》收进了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一书。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于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翻译出版，并易名为《西行漫记》，其中《长征》一章即以此诗结尾。从此，《七律·长征》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

  第二首正式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人们熟知的《沁园春·雪》。1945年11月14日由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编辑吴祖光还加了一段著名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格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两天后《大公报》转载，随之重庆各报刊密集推出和词不下50首，评论不下20篇，词坛巨擘和国共两党要员柳亚子、郭沫若、陈毅、邓拓、张道藩、陈布雷等纷纷披挂上阵，上演了一出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文化大战。

  自20世纪40年代始，的长征诗（包括《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和《沁园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据地、解放区流传，初步铺垫出的大诗人形象。只是由于随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新中国诞生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接踵而至，其实是以一个大时代弄潮儿的领袖形象闻名于世，在日理万机闲暇中吟咏的那点“诗词余事”（郭沫若语）就基本上隐而不彰了。

  真正把作为一个大诗人形象推到历史前台的机缘是《诗刊》创刊。1956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创办《诗刊》，并调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着手筹备工作并准备出任主编。筹备期间，编辑部大胆地突发奇想，要把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诗词收集整理并上书，请作者亲自订正并授权《诗刊》创刊号正式发表！这一举动在当时不啻异想天开，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最智慧和诗性的表达，在给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一条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注意，“诗眼”出来了——“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说得多好啊！随后，提出了具体请求：“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理由很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多么地有理有节啊。但且慢，这还没完呢——“其次，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能将外面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诗刊》同仁接下来就是翘首期盼，一日三秋。因为1月份的创刊号就要发排了，可年底还没有毛主席的回音。终于，新年元旦刚过，值班主编徐迟便接到了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告知说，给主席的信收到了，并且同意发表他的诗词，问何时发稿。元月12日，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央有重要信件要负责人等候接收。不一会儿，中国文联总收发室电告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跑去取回，徐迟开封，露出了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和18首诗词，除了修订了那8首，又加上了不同时期的10首，让大家喜出望外。更让大家如获至宝的是毛主席的亲笔信。信曰：

  恵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什么特色。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刊载，又可以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元月14日，又邀约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颐年堂谈诗，他明确表达了对新诗现状的不满意以及希望，认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的结合，言谈中明确表露了对古典诗词的偏好……涉猎甚广，思考匪浅，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诗人颇为讶异甚至难以应对。但当臧克家反映《诗刊》创刊号因纸张紧张只能印一万份的困难时，爽快地当场答应加印到五万份。

  《诗刊》创刊号集中推出的18首诗词——《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立刻以诗史合一的史诗品格、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征服了无数读者。创刊号一经面世便形成了群众排队争购、一本难求的火爆场面。加之随后郭沫若、张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赏析解读文章的助力，诗词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客观地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而且这时候，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成一种风尚。但恰恰又是这一点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顾念于此，才专门给臧克家等人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层的另一半意思，此后不久，他亲口对时仼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那（给臧的信——引者注）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改造，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参见梅白《在身边的日子》，载《春秋》1988年第4期）

  我认为这一段话才是真实而坚定的诗歌理念，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乃至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清醒定位。

  后来在一次大会讲话中，又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地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与支持。1958年7月1日，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于此可见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的解决方法就比《诗刊》来信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指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们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更严谨”指的是，当5月9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此时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经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上发表过，但还是如临如履，在出版前专门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么多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年1月，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条，2000余字。在我看来，此时的，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他个人的立言，而是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

  事实证明，诗词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其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当年这种风靡确有很多非诗因素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离开我们43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音乐、书画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农家乐、宾馆大堂和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群众的亿万人们的口碑中。经过少则半个多世纪多则近百年的时光淘洗，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觉得约25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如《沁园春·长沙》面世已94年、《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已84年、《沁园春·雪》已83年等），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

  著名诗人贺敬之在1996年8月16日北京首届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开幕词的一段话讲得好：“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强的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句话为人们所乐于称引，是因为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